作为一个长期写杂文的老作家，陶白最可敬的是敢说真话，乐民之所乐，忧民之所忧，赞其所爱，攻其所恨，一身正气。
“文革”前，陶白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。然而他所醉心的，是读书和写作。他是内地知名的老杂文家。
陶白是在1931年“九·一八”后，为了不当亡国奴，和邓拓一起投入爱国救亡运动，走上革命道路的。他和邓拓是当年上海法政学院同学。还在30年代，风华正茂的陶白已开始写杂文，直到晚年发表作品近百万字。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，邓拓在北京报刊发表《燕山夜话》、《三家村札记》的时候，陶白也在南京报刊发表《灯下漫谈》、《读书札记》。就是这些，使陶白自“文革”一爆发就在劫难逃。一夜之间，他变成了“罪犯”，成了南京、江苏，甚至华东地区众人皆知的所谓“三家村黑店”分店老板，受到报纸连篇累牍的批判、声讨。
1984年春，由出版社与有关部门安排，陶白偕夫人邓洁从南京来到广州参加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杂文集》书稿的审定工作。这是内地近40多年来杂文名篇佳作的一个总选集，陶白、严秀（曾彦修）、秦牧三人共同担任主编。参与书稿审定工作的，还有来自北京、上海、辽宁等地的牛汉、蓝翎、冯英子、钱伯城、王景山、彭定安、戴文葆等知名的作家、编辑。他们住在从化温泉荔园宾馆看稿、审稿半个来月。这期间，我多次专程往从化探望他们，并陪同他们到深圳参观游览了两天。
那年陶白已75岁，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。他头发几乎全白，身体瘦削，但精神尚好，思维敏捷。他穿一套深蓝色旧中山装，说话坦率、随和，待人平易可亲，看去酷似一位已退休的、循循善诱的中学老教师。从接触中，我觉得他身上丝毫没有那种叫人生厌的官僚气和教条味。我们多次交谈，彼此开始熟识起来。从此以后，他成了热心给《随笔》赐稿的作者。
80年代中期，陶白以他过去常用的“东方既白”笔名，先后4次给我寄来6篇稿。它们都是言之有物，有思想见地的好文章。其中，《羊城散记》（刊《随笔》1984年第5期）记述了作者在三中全会以后得以畅游广州等地的欢悦之情，访叶挺故居（陶白于1939年参加新四军，是叶挺军长的老部下）后对叶挺的怀念，以及他参观“文革”中大遭破坏的惠州东坡遗迹时的感慨；《泥土杂忆》（刊《随笔》1985年第1期），则描写了作者对自己故乡土地的深情和少年时代的回忆。
而从在《随笔》连载了4期（1985年第6期至次年第3期）约2万字的那篇写得极其委婉含蓄而内容丰富深刻、饱含血泪的《风雨琐记》长文中，我进一步了解“文革”期间陶白从被揪出、遭抄家、挨批斗、蹲“牛棚”、被逐出原住宅、子女受株连，到下放农村监督改造、写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，以及他的一贯在家乡务农、目不识丁的老母亲，也因为他而横受批斗，忧悲而死之后，他还不能返乡奔丧等受尽磨难的经历。
但是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，陶白以杂文家的目光洞察“文革”的种种演出，镇定自若，扪心自问，对自己的人生追求俯仰无愧。所以，“四人帮”覆亡后，他立即又重新握笔写作了。
作为一个长期写杂文的老作家，陶白最可敬的是敢说真话，乐民之所乐，忧民之所忧，赞其所爱，攻其所恨，一身正气。这有他的大量作品可证。
1959年，当大批“右派”正在深山野岭劳教、劳改，社会上轻视知识与人才之风日甚的时候，陶白发表了《尊重知识》一文，指出：要使我们民族子孙后代“由精神上的愚昧变得更加聪明”，就必须尊重知识，爱护和尊重知识分子。70年代末，内地有人公开指责揭露“文革”悲剧的小说《伤痕》是什么“缺德的”文学作品时，陶白就著文立说，为了光明，把暗无天日的“文革”的悲剧和罪孽描写出来，暴露于众，有什么不好！他另一篇文章又说，对历史罪过的掩盖与健忘，“一定会受到现实的嘲笑，甚至是惩罚。”他怀念邓拓，赞颂张志新。80年代以后，他的杂文对于禁区、一言堂、心有余悸、吹牛、讲假话以及送红包、祭灶神、祝寿、新恶霸、新式暴发户等等社会现象，都有鞭辟入里的精妙的剖析。他写道：“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垃圾，已堆积如山，像幽灵一样，不仅到处游荡着，而且被人利用作为华丽的，又起蒙蔽作用的画皮。”他又写道：“还在做好梦的‘文革’的遗少，‘左’瘾已成为他们的习惯性的嗜好，只要离开它一天半天，就像大烟鬼断烟一天半天，眼泪鼻涕就满脸飞。”
陶白作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，让我难忘的，还有他那真诚的自谦和自尊尊人的精神。他每次给我寄来文稿时，信中都有这么几行字：“如能用，请加润色”，“如不合用，乞退回”，“请您不要客气，直言之”等。
自那年从化相识以后，直至陶白1993年冬85高龄病逝，我和他及其夫人邓洁都保持通信联系。3年前，邓洁大姐给我寄来了1995年刚出版的《陶白文集》。这部60多万字的著作，可说是陶白毕生乐民所乐、忧民所忧的作品的汇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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